《礼记·大学》有言：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一句话，道尽了古代政治理想中最温厚也最朴素的旨归：百姓喜欢什么，便真心去实现；百姓厌恶什么，便切实去革除。这里的“好”，不是阿谀迎合，而是知民所欲、察民所需、顺乎民情、成其生计。翻检古籍，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。它们未必都惊天动地，却都具有动人的力量。

　　中国古代讲“为政以德”，也讲“足食”“安民”。所谓“民之所好好之”，落到实处，便是让百姓有田可耕、有水可饮、有屋可居、有路可行、有冤可诉、有学可上。

　　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，史称其能“养民”。他施政宽猛相济，但其最动人的地方，是处处为百姓生计着想。郑国都城周边河川纵横，百姓渡水往来多有不便。子产就组织修治交通，使行旅农商皆得其利。看似细事，却正是百姓日日离不开的大事。有人建议他取缔乡校，免得百姓聚在一起议论政事，有损官府威严。乡校即“乡之学校”，是乡中的教育场所。子产不从此议，而是认为从乡校议论中可知政事得失，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。”这便是“子产不毁乡校”的故事。

　　到了西汉，涌现出众多循吏，其中最为人称道者，当推黄霸。黄霸任颍川太守时，极重教化，也极重民瘼。他不把治理理解为单纯的约束，而是细细抚恤百姓，体察风俗人情，务求安民。地方上若有鳏寡孤独、贫弱不能自存者，他都设法周恤；春耕秋收之际，更注意不误农时。史书写他治下“户口岁增，治为天下第一”，并非偶然。百姓所好，首先是安居乐业。黄霸的高明，正在于把这些看成头等大事。他不以烦苛求治，而以安民为功，所以百姓乐业，风俗日淳。

　　西汉名臣召信臣的故事，更可得见“民之所好好之”的实绩。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，看到当地农业受水旱灾害影响颇大，便着力兴修水利，开通沟渠，便利灌溉。史称其“好为民兴利，务在富之”，百姓得其惠，称颂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”。对农耕时代的百姓来说，最大的“好”莫过于风调雨顺、田禾丰茂；若天不能尽如人意，官员便该在水利、仓储、赋税上多下功夫。召信臣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不务虚名，专务实利，一渠一堰之间，皆见其爱民之心。

　　说到古代的贤臣良吏，唐代的狄仁杰值得一提。狄仁杰历任州县，政声卓著。史书记载，他在地方任上，善于平反冤狱，明察情伪，使许多蒙冤之人得以昭雪。对百姓而言，“所好”不仅是衣食之足，也是公道昭彰。对于不得不对簿公堂的百姓而言，他们渴求的是断案公平，若断案草率，豪强得势，弱者受屈，再丰足的衣食也不能换来安心。狄仁杰之可贵，便在于知民之所盼，替百姓守住公平。一个案子断得明白，胜过千言万语；一桩冤情得以洗净，自有百姓口口相传。公道，本就是百姓深深珍重的一种“好”。

　　北宋欧阳修既是文学大家，也是受民爱戴的官员。他做地方官时颇有温情。滁州、扬州、颍州，都留下他的政绩与文名。《醉翁亭记》写山水之乐，人们往往只见其闲适，却容易忽略其中“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”的景象。百姓能够扶老携幼、从容出游，本身就是一地政治清简、民生安定的注脚。欧阳修治滁，与民休息，故有此太平和乐气象。古人所谓“与民同乐”，不是摆出姿态，而是使百姓真能有余暇、有闲情，在山水之间舒展身心。

　　清代的陈宏谋，也是古代良吏中的重要一位。他历任多省督抚，尤重教养兼施，认为居官应“事事从民生起见”。他兴修书院，整顿水利，关心农桑，留意仓储，还常常告诫属吏，务须体察民隐，不可徒事文牍。文牍中的百姓，常被简化为一个个冰冷的数据，而现实中的百姓是有忧有乐、有饥有寒的具体的人。陈宏谋常行乡里，问收成，察物价，知民间困苦所在，故其施政多能切中要害。肯俯下身来听一听，看一看，才能真知民间实情。

　　若说古人“民之所好好之”，还有一种特别动人的方式，便是把百姓的愿望写进诗文中。白居易《新制布裘》说：“安得万里裘，盖裹周四垠。稳暖皆如我，天下无寒人。”于谦《咏煤炭》说：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。”郑板桥则有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忧心。这些诗句之所以传诵千年，正因为它们写出了古人理想中的仁心：不是独善其身，而是愿天下人都能各得其所。虽然诗是诗，政是政，但真正好的诗心，常常与好的政心相通。它们都朝着百姓的衣食饱暖、安宁喜乐而去。

　　千载史册翻过，车马衣冠都已远去，但这些名字之所以不曾黯淡，正在于他们懂得顺民心、厚民生之道。所谓“民之所好好之”，最终不过是八个字——知其所盼，成其所愿。古人的故事，也因此有了超越时光的温度。（丁方旭）